鲍鹏山是一位从事中-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学老师，但他却花了许多时间、精力去做给中小学生讲课。他认为，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育，存在着不少问题。关于什么才是好的语文教材，他所践行的回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未必是最好的路径，但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。这是他一次讲座的实录。
教育的目的，是要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传承，这就要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作为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教育资源。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，不与经典结缘，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如果说西方国民教育是两堂：学堂和教堂；那么，中国古代的国民教育则是三堂：学堂、祠堂和中堂。每个村落都有学堂，每个家族都有祠堂，每个家庭都有中堂。学堂里有圣贤，祠堂里有祖宗，中堂里敬奉天地亲师。
“西瓜大，芝麻小”这还用教吗
我虽然在大学里教书，可是对中学教育还是比较熟悉的。
原先我在青海师范大学当老师，就是培养中小学语文老师的。我又曾给高考复读辅导班上过课，也给小学二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上过传统文化经典课程。
给学生讲《论语》，一本《论语》从头讲到尾，一轮下来，花一年半时间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讲了三轮。
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学老师，要花这么多的时间、精力去做给中小学生讲课的事？因为我感觉，现在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育，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
我一直在思考，基础教育和文化经典之间是种什么关系。
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，我们的语文教材里有多少传统文化经典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中国文化中有儒释道三家，教材里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儒家的？
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佛家的？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道家的？没有。甚至像孔子这样代表中国文化的人物，在中小学教材里，都没有稍微像样的介绍。而进入大学后，大家都学各自的专业去了，就更不能指望了。
教育的目的，是要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传承，这就要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作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、最宝贵的资源。
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这么做，让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认同。认知，就是了解；认同，就是从感情上、理性上认可。可是我们现在做得并不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教育的现实。
一次，我在山西给中小学老师讲座，翻看小学语文教材时，发现里面有一篇课文，讲的是“猴子尾巴长，兔子尾巴短，松鼠的尾巴像把伞”，课文后面还要求背诵并默写。
我问老师，学生背诵它有什么意义吗？这能够成为知识的积累吗？
我再翻开第二篇课文，里头说，“西瓜大，芝麻小”，我笑了，这还用拿到教材里教吗？这是给普通孩子编的教材，还是给特殊学校的孩子编的？
深圳有一个教育论坛，每年都会安排一些语文老师去讲公开课。有一次，他们邀请了一位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上的什么课呢？小学二年级的一篇课文，唐朝诗人骆宾王7岁时的作品《咏鹅》。“鹅，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就是这4句诗，这位老师讲了整整50分钟。
课上得怎么样呢？客观地讲，这位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，课是非常精彩的课，但是，我听完之后的感受是，这样一首唐朝7岁小孩写的诗，让两千多年以后的孩子花50分钟来听，有必要吗？这是儿歌啊，这样的诗不需要进入小学课本，即使进入小学课本，讲5分钟就足够了，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值得积累的价值。
这还好，多少还算是唐朝一个大师级诗人童年时的作品。今天，在我们的小学教材里，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东西。
比如，“小明要上学了，在路上看到一只蝴蝶，他就抓蝴蝶去了，小刚告诉小明别抓蝴蝶了，上学去吧，于是小明和小刚高高兴兴上学去了”，后面还要求背诵并默写课文。这种内容，背它干什么呢？
不会做题没关系 不会做人不行
中国的传统教育，基本形式是私塾，基本内容是读经。读什么经？四书五经。
中国古代乡村教育的成本非常低，几乎不需要国家的资助，国家只管考试就行了。
中国历代大学者、大文学家，几乎都是从乡村教育中、私塾里培养出来的。近代如鲁迅、梁漱溟、陈寅恪、胡适、钱穆等人，都是从乡村低成本的私塾里开始接受教育的。
鲁迅那篇著名的文章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，三味书屋就是鲁迅在家乡绍兴12岁到17岁求学的地方。一间三十几平方米的屋子，老秀才寿镜吾在那里坐馆教书，一教就教了60年。
那不是国家办的学校，孩子们一开始读的可能就是一本线装的《论语》，老先生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学方法，什么愉快教育、激励教育，他都不懂，但他懂得两个字：教书。
教书者，教人读书也。读书者，读经典也。教书，他只做一件事情，断句。以前的《论语》没有标点，他给断句，断完句让孩子读，读完了背，背完一段再断句，再读，再背。这样教书，教出来了什么？三味书屋教出来了鲁迅。
中国人不像西方家庭那样，外面有教堂，家里有《圣经》，但是，我们有《论语》。儒家经典，可谓我们公共道德信仰的基石所在。
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在私塾教育里，对儒家经典的阅读、背诵，相当于西方孩子读《圣经》。
除了儒家经典教育以外，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里，还特别强调各种各样的礼仪，婚丧嫁娶、节气时令、种种民间礼仪的背后，也都承载着文化的价值。
如果说西方国民教育是两堂：学堂和教堂；那么，中国古代的国民教育则是三堂：学堂、祠堂和中堂。
每个村落都有学堂，每个家族都有祠堂，每个家庭都有中堂。学堂里有圣贤，祠堂里有祖宗，中堂里敬奉天地亲师。
今天，我们的教育里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理、自然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，这是跟古代传统教育相比进步的地方。
但是，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古代传统教育的优势丢了，因为那是教育的根本所在。一个人，不会做一道数学题，没有关系；一个人，不会做人，不行。
没有道，没有德，没有仁，没有义，那还叫人吗？假如你说不要传统教育，我说要坚持传统教育，好,我们可以做个实验：我骂你一句不仁不义，你会怎么样？你马上会跟我翻脸，我怎么不仁不义了？看起来，我们两人是在针锋相对，其实，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，那就是两人都认可仁、义。没有这共同点，连争吵都不存在。
有一次我在广州结束讲座后，一下子围过来五六个小孩，要和我讨论问题。
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：你们知道孔子吗？回答：知道。第二个问题：你们读过《论语》吗？回答：没读过。我有点失望。但是问到第三个问题时，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特别欣慰。
我问：“你们长大了想做君子还是想做小人？”所有的孩子没有一点犹豫，都说：“我们要做君子，才不做小人呢！”当听到孩子们都这样回答的时候，我觉得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。
传统文化中的“道德仁义礼智信”，每一个概念的背后，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。这些思想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。这些思考，变成人类文明的成果积淀下来；这些积淀，最后成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观。
教育，就是要把这样的价值观赋予我们的后代，让全社会在这样的一个价值基础上文明地运作。
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，曾经教化出了全世界最有文明素质的民族。
举个例子，胡适14岁从老家安徽绩溪去上海，那时交通不发达，他沿着徽杭古道，走了七天七夜。那是1904年，当时中国的经济很落后吧，可胡适回忆说，那七天七夜，一路上他没有看到一个警察，没有受到任何侵扰，他觉得非常安全。
孔子讲过一句话，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只要社会有一个文明的秩序在，哪怕国家乱了，人还是有规矩的，社会重建也不难。
老秀才们的功劳
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，幅员这么辽阔，人口这么众多，几千年文明没有断，为什么？
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我们有过“分久”，但是最终必合。为什么又必合呢？原因就在于有文化的认同感。
维护中国几千年的统一，最重要的力量，也许不是朝廷，不是体制，不是军队，我觉得更多是来自过去遍布中国乡村的那些老秀才们。
这些老秀才，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老师，他们或在云南，或在新疆，或在青海，或在东北，手里拿着一本《论语》，在私塾里教弟子，教着、教着，就把弟子们的心教成了中国心了。
因为，《论语》里有一颗中国心。当人人都有一颗中国心的时候，分再久，也分不掉了，所以我说，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最大力量，是中国历代那些遍布乡村的、看起来寒酸的、可能衣衫都不整的老秀才们，因为他们世世代代传授着中国的传统文化。
现在，老秀才们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育工作者了。我认为，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一个基本的认识，那就是，培养人的素质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必经之路，在于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经典中。
《论语》到底讲的是什么
常有人问我，《论语》到底讲的是什么？我说，一部《论语》，只有500多则，不到16000字，却包含三个体系：知识体系、价值体系、文化体系。
举《论语》第一篇为例。第一篇只有16则，多少字？去掉标点符号，500多个字。
500多个字，一个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孩子背下来要花多长时间？五节课。一节课40分钟，五节课200分钟，就能背下来，再回家复习一下，早上起来再读一读，就全背下来了。
只要这么一点时间。这不是我掐指一算得出来的，而是我亲自做过的。我创办的公益国学教育机构浦江学堂，带二年级以上的孩子读《论语》，孩子们学起来特别有兴趣。
那么，孩子们用五节课的时间来背这500多字，会得到什么？
先说知识体系。孩子们能从中学到很多历史知识：夏商周三朝文化史； 还有历史人物，曾子、子贡、子夏……这些人，中国古代读书人都对他们耳熟能详，像自己朋友一样熟悉。
孩子们还能了解很多历史名称的含义：什么叫邦，什么叫国，什么叫君。还有礼仪知识：古人名与字的区别在哪里，比如，长辈和老师称呼学生和晚辈，才能直呼其名，而平辈之间，都称字。
除此之外，孩子们还能学到很多语言知识，比如成语，现在很多孩子只知道成语来自《成语词典》，而事实上，犯上作乱、巧言令色、言而有信、和为贵……这些成语的源头都来自这里。《论语》不仅词汇丰富，还有很多经典之句，比如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，这些话是一辈子都用得着的。
再说价值体系。这500多个字里，涉及到如何做一个好人，比如，应该有心胸、有气质、有道德、有修养、有价值判断力……还涉及到什么是好的政治、好的社会。另外，还包括很多做人和处事的原则。这样孩子们在学到很多知识之外，也涵养了价值观。
还有文化体系。通过《论语》获得价值观，孩子们会认同中国文化。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认同，直接关系到他有没有精神的归属。而对一个民族来说，关系到它有没有凝聚力，有没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识别性的文明符号。
人们常说，日本人谦恭；韩国人强悍；美国人大度、开放、天真；英国人绅士；法国人浪漫；德国人严谨，这都是由各自的传统文化养成的。
那么，我们中国人的基本气质是什么？原来我们的特征很明显，文质彬彬，谦恭有礼。今天中国人的气质呢？似乎有点模糊了。为什么？没文化，怎么有气质呢？可以想一想，诸如“西瓜大，芝麻小”这样的教材，老师们很辛苦地教了，孩子们很辛苦地背了，可是最终留下了什么呢？
书是有等级的，也是有血统的
那么，什么才是好的语文教材？
以我一己之见来看，好的语文教材，首先应该体现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，以此培养民族精神、民族气质，传承民族文化，建立道德信仰。
好的语文教材，还必须是最经典的汉语文字，培养人们纯正、良好的语感，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造力。
现在，很多人对文字和文学的美丑、好坏的鉴别力降低了，所以到处流行酸溜溜的小资文字，打开微博是，打开微信也是。
我们的汉语其实非常典雅，非常高贵，非常美，可是不少人不知道什么是典雅、什么是高贵，也缺乏鉴赏汉语美的能力。因为当下的语文教材，对文字美感的训练可能还是不足的。
另外，总量要适中，不能太多了。
其实，传统的“四书”正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：《大学》1700多个字，《中庸》3500多个字，《论语》16000多个字，《孟子》34000多个字，合计下来50000多个字。
我现在创办浦江学堂，用的是业余时间，每周的双休日开半天课，暑假上两周，从小学二年级到小学四年级，三年时间，就可以让孩子们背完“四书”。
我不做选读、选背，一个字都不少，要求他们全部背诵，并且必须是全本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能背诵全本“四书”，他的认知能力，他的心智发育，会达到一个什么水准。
可是，现在有不少人，包括老师、家长，动不动拿孩子的兴趣来拒绝改变。
我曾经去一所学校讲座，负责组织的一位老师说，鲍老师您讲经典挺好，可是孩子们不感兴趣。
我说，第一，你怎么知道孩子不感兴趣？你真的尝试过吗？第二，孩子如果不感兴趣，老师是干什么的呢？老师的一个义务，就是培养孩子的正当兴趣，而不是一味顺从孩子的兴趣。否则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校门口的游戏机房。当老师的能这么想问题吗？孩子不感兴趣，你就不教吗？假如孩子对数学不感兴趣呢，你教不教？
“因为他们喜欢，所以就好，所以就优秀”这个逻辑关系可以成立吗？
写《夏洛的网》的美国作家E·B·怀特说，“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”，“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，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”。
蹲下，没有必要；孩子可能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，就像大家都知道的，孩子喜欢穿大人的鞋。
北大教授曹文轩先生说：“儿童确实具有儿童的天性，但经验同时也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天性之一，就是他们是可培养、可塑造的。无需怀疑，应该有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，但是这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，应该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、高贵品质的文学，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。”
“西瓜大，芝麻小”，“猴子尾巴长，兔子尾巴短”，这样的课文能提升儿童的灵魂、点亮孩子们的精神之光吗？这些所谓顺应儿童天性的文字，也许无害，但书一旦合上，就像熄灭的火，一切归于黯然。
书是有等级的。书也是有血统的。不论有人喜欢也好，有人不喜欢也好，中国文化经典如“四书”、如《红楼梦》、如鲁迅的很多作品，都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书，是给人打精神底色的。我的本意，不是说那些浅层次的东西不可以读，有了那个精神的底色，你随便读，什么都可以读一读。
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本末倒置了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误区。
我们亟需用能够打精神底色的、有高贵血统的书来指引孩子们。我们必须懂得，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、品位，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、品位。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，不与经典结缘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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